为了全家二十几口的年夜饭，我推掉了公司两万块的加班费。菜上桌，大伯母刚尝了一口红烧肉，就皱着眉尖声说：“这肉都柴了，还带股臭味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连顿像样的年夜饭都做不好。”堂哥立刻帮腔：“舍不得花钱就直说，拿这些糊弄我们，也太不孝顺了。”我没吭声。这顿饭我准备了三天，鸡是天不亮现杀的，鱼是水库的鲜货，菜是爷爷在乡下亲手种的。便宜是因为爷爷挨家挨户打过招呼，乡亲们不肯多收我一分钱。一直沉默的爷爷，突然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摔，瞪着他们：“嫌不好吃？就给我滚出去！”满桌死寂。我看向大伯母，眼前忽然重叠起七岁那年发烧，她半夜背着我跑了两里路去卫生院的背影。顿了顿，我轻声说：“那两万块加班费，我本来是想年后悄悄带您去看风湿的。”大伯母脸上的刻薄瞬间僵住，半张着嘴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压住喉间的酸涩：“现在看来，不用了。”然后我转向爷爷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揉得有些皱的加班审批单。中午才从领导办公室要回来，轻轻放在桌上，声音清晰而平静：“爷爷，明天一早，我带您去三亚过年。票，来的路上我已经订好了。”